曹德旺，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首席行政总裁。福建福清人，生于1946年，汉族，初中文化水平。曹德旺曾在家乡一家生产水表玻璃的企业做采购员。1984年他承包了这家企业。1987年他联合11个股东集资627万元，开始生产汽车玻璃，是国内较早涉足这个行业的企业。后成立了福耀玻璃有限公司。在10年间，曹德旺不断引进技术，其产品除了在国内占有55%以上的市场份额，还从1990年开始出口，占据了北美市场约10%的份额。个人资产6.6亿元。 1993年，福耀集团作为第一家民营的中外合资企业在上海证交所上市。2000年福耀集团的销售收入达7.5亿元。 在“世界经理人峰会上”获得了“蒙代尔世界经理人成就奖”。目前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委员；福建省人民政府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福建省总商会常务职委，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首席行政总裁、福州大学客座教授。
曹德旺1987年成立的福耀玻璃有限公司目前是中国最大的汽车玻璃制造厂商，世界第六大汽车玻璃生产商。2003年“福耀玻璃”又进行了一次增发，募集资金5.8亿元用于技术改造和产能扩建。
福耀集团，全称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含其前身)，1987年在中国福州注册成立，是一家专业生产汽车安全玻璃和工业技术玻璃的中外合资企业。1993年，福耀集团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成为中国同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股票简称：福耀玻璃，股票代码：600660。福耀集团现有员工一万多人，目前已在福清、长春、上海、重庆、北京、广州、湖北等地建立了汽车玻璃生产基地，还分别在福建福清、吉林双辽、内蒙通辽、海南海口等地建立了现代化的浮法玻璃生产基地，在国内形成了一整套贯穿东南西北合纵联横的产销网络体系。福耀集团总资产由1987年注册时的627万增长至目前的90多亿元人民币，还设立了中国香港、美国子公司，并在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俄罗斯、德国及西欧、东欧等国家设立了商务机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型跨国工业集团。
福耀集团是国内最具规模、技术水平最高、出口量最大的汽车玻璃生产供应商，产品“FY”商标是中国汽车玻璃行业迄今为止唯一的“中国驰名商标”，自2004年起连续两届被授予“中国名牌产品”称号；福耀产品被中国质量协会评选为“全国用户满意产品”，福耀集团董事会是“十佳董事会”，福耀玻璃股票为上证50指数(1974.287,2.99,0.15%)样本股、《新财经》“漂亮50”、“中证·亚商中国最具发展潜力上市公司50强”，等等。福耀集团多年来一直是最具成长性的50家蓝筹A股上市公司，同时还是“中国最佳企业公民”、“2007CCTV年度最佳雇主”。
曹德旺：做企业需要“克己复礼”
我想作为一个企业家，深深体会到个人的力量还是非常有限的。任何的成就都离不开这个社会和这个国家，更离不开国家各项政策。国家政策刺激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国家的经济，而不是为了某一个人。得益于国家政策的刺激、得到了财富，我觉得应该考虑到这个事，所以说(我的财产)这是合法所得。我很自豪地说，我不做房地产、不开矿、不做娱乐业，我做的是制造业。我每年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外汇，而且缴纳了高额的税收。在这种情况下，我很自豪自己能够赚那么多钱。讲到慈善，我是出于一种“共享”的心态，与社会共享，也是回报社会、回报国家的一种具体的措施。因为我认为，我富起来离不开国家的政策。
我前后经历两个30年，两重天
我经历了前后两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毛泽东时代，我很穷。第二个30是年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时代，我富起来了。我想同样一个人，先后两个30年，是两重天。这就足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政策的影响。我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我认为一个真正事业有成的人，应该本着一种非常感恩和感激的心情处事，而我向社会捐款也是一种比较粗浅的表达方式。
我从1983年到去年年底，我捐了快五亿元了，我准备退休了。这也是负责任的做法，实际上我非常留恋我这个岗位。为什么?因为这是我自己一手创出来的事业。但是我想毕竟年龄不饶人，新陈代谢这是客观规律，多做几年，对公司不是好事，很可能是一个坏事。我为什么要退休，自己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等到你身体不行的时候，交接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这个时候交接，我还趁自己身体还可以、在旁边看看，当当老师、当当教导员。
这是一个国家发展的过程，毕竟新中国发展才60年的历史，一部分中国人有钱了，应该也就是这几年的事情。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忙于改革开放，忙于经济发展了，立法机构、管理机构对于《慈善法》的修改或者还没有更多的时间考虑到。我相信现在会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因为一个国家不是一个家庭，做任何事情还得考虑要有法可依的执行，我没有对这个事情有任何的抱怨，我也理解国家的难处。
我准备退休时挺难受，现在因为捐款很快乐
天下事，不了了之。不放心，只能折磨你自己，对公司、对我个人都没有什么好处。因为我前面那样做，不是为了我个人赚多少钱，我在享受体会艰苦中的快乐。现在，我把这个快乐又调整到了另外一种层面上了，我必须向我的员工、向我的国家、向我的股东让步。退下来也会难受，我应该试着去找让我可以快乐的东西。
快乐不是捐款嘛!我3个亿中：1个亿捐款给了玉树、2个亿去了西南，这是国家的扶贫机构帮我执行的。我还有7亿投入在了家乡建设上，在我的家乡高山镇盖中学、盖寺庙，花了3亿，我自己管这个工程。另外，捐了4亿给福州的图书馆，准备建一个大型的图书馆。
你花钱，我监督
给西南旱区的2亿元，如何才能放心的捐下去呢？扶贫基金会走进了曹德旺的视线，经过多轮的谈判协商之后，扶贫基金会接受了曹德旺的稍显“严格、苛刻”的执行协议。
据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何道峰的介绍，按照这个被他们称为“全程透明公益”的新模式，双方将共同建立项目管委会及办公室，依托现有的扶贫系统，将善款下发至经过旱情严重地区。
而曹德旺则自行组织监督协调小组，对资金用途进行监督核查，如在抽样检查中不合格率超出1%，则要按照协议进行处罚。如在协议规定的到期日2010年11月30日后，账上未仍有未能发放的捐赠余款，则将由曹德旺全部收回。
紧随善款之后的，扶贫基金会还将动员其在各大高校成立的“自强社”中的义工资源，到接受善款地进行宣传和普及。一方面引导受惠人正确使用善款，另一方面使其对接受慈善捐助建立健康正确的心态。在一段时间之后，这些后续工作，都会被写进报告，提交给捐赠人曹德旺，由他来决定扶贫基金会是否会继续成为他未来后续捐赠的可靠合作者。
按照协议，扶贫基金会将收取2亿善款中的3%，即600万元作为项目需要的管理费用，即便如此，也低于目前国家规定的10%的水平。
多种资源的联姻，才最终造就了这个仍待验证的新模式。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邓国胜介绍，在中国现有的900余家公募基金会和600余家私募基金会中，扶贫基金会是少有的国字头但民间性非常高的公募基金会，这不仅有助于进行高效的市场化运作，各地可调动的扶贫办资源，也能有创新和发展的土壤。
钱到谁手里
但是，对于拿到了真金白银的龙永祥们来说，这2000块钱能否真的落袋为安，仍是未知数。
小龙潭村的村委会在组织下发了善款的同时，想出一个新主意：将每户的2000元钱集中回收至村委会，统一使用，修建大家都需要的公共水渠。对于这个提议，包括龙永祥在内一辈子没有走出大山的村民们并无异议，也没有人想到如何去监督村委会花钱的问题。“我们需要用钱的时候，村委会应该还会还给我们的。”龙永祥说。
对此，扶贫基金会秘书长王行最表示，村委会的想法是不符合协议规定的，扶贫会在和当地的进一步沟通中，将会严格禁止，如果真的需要集资，也需要有详细和透明的规划。这个案例除了说明新模式的运作还有待长期的实践磨合之外，也反射出当前我国慈善环境的稚嫩。
“你愿意用这些钱来买种买牛，继续生产，我没意见。你愿意买酒买肉吃喝了，做个饱鬼，我也没意见。”按照曹德旺的设想，只要钱交到了受益人的手中，他就完成了自己的责任，如何支配完全按照受益人的个人意愿。
但邓国胜认为，相对于目前西方成熟的慈善环境，中国缺少在西方大量作为善款“看门狗”的第三方独立评估机构来进行善款的监管，因此要求大捐赠人行使自己参与监管的权利。“面对目前鱼龙混杂的慈善环境，只有大捐赠者自己才能改变慈善组织的公信度，推动他们的自律。”邓国胜说。
大善是“为正”。“为正”就是你所做的事情做好。比如说，我把福耀集团变成国际性的公司，把“福耀”的品牌变成国际的品牌，为国家在国际上争得一席之位。同时，我的公司的产业链，解决了将近一万人的就业，这是大善。我把我个人的财产拿一部分去捐，这是小善，不是大善。因此作为企业家，做事情应该要考虑到大小兼顾，一定要把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做好，做好了，再去做小善。
（福建省海峡品牌发展研究院新闻中心 陈媛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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